阿绿:民族志电影其实还是一个关于拍摄者个人如何去看待、去解释自己所拍摄到的东西,好像拍摄者和被拍摄者之间还是存在一种天然的不对等的权力关系。但另一方面,拍摄者在拍摄被拍摄者的时候,也还是需要借助被拍摄者的语言、行为和反应来表述“我”想要表达的观点。这是不是一种必要的权力?很矛盾但又很有必要。博纳影业总裁于冬在回顾《长津湖》系列电影的创作过程时谈到,从拍摄到公映的三年,经历了疫情最吃紧的时期,怀着对人民英雄志愿军无比崇敬的心情,在抗美援朝精神的激励下,博纳影业带领一大批优秀的电影人,我们奋战在创作的一线,在拍摄期间经历了异常的艰辛和难以想象的困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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